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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山诗派为清代重要地域文学流派，对清代诗学影响深远。虞山诗派产生于明清易代之际，是明清诗学转变的大关捩。对其开派，人们多据明末清初曹溶的《杂忆平生诗友十四绝句》其九“情芽本易惹闲愁，剪翠雕红未肯休。别体江湖成日下，西昆翻讶少风流”诗自注：“虞山诗派，沿袭不已。”后来乾隆年间沈德潜编钦定《国朝诗别裁集》，亦沿用“虞山派”之名。嘉道年间单学傅《海虞诗话》更有“虞山诗派钱东涧主才，冯定远主法，后学各有所宗”之说。钱谦益门生陆贻典选编常熟士人之诗，命名为《虞山诗约》，并请钱谦益作序。当前人们多据钱氏此序谈虞山诗派。但对《虞山诗约》这一选本具体情况却多语焉不详，缺乏关注。笔者认为，虞山诗派产生的标志性的事件应当是《虞山诗约》的刊刻。《虞山诗约》与虞山诗派的开宗立派密不可分，不容忽视。

从现存《虞山诗约》的版本看，此书正式刊刻于清初。《虞山诗约》，清初刊本，两卷，框18.3×13.3厘米，今藏台湾省图书馆。略有残缺，无封面封底，钱谦益序前面部分约缺失四页，目录上最后两位诗人的诗“陈垣芳子师四首”、“陈玉齐士衡三首”不见于正文，可能缺失。钱谦益署名紧接序文，曰“虞山老民钱谦益叙”；陆贻典序文亦复如此，曰“陆贻典叙”。钱谦益序后刻阴文篆书印章三枚，分别为“钱谦益印”、“牧斋”、“优昙室”；又钤“希逸藏书”等收藏印。此处“希逸”应是张珩（1915—1963），古籍书画鉴定专家。字葱玉，别署希逸。其祖父张均衡、伯父张乃熊，均为著名藏书家。1934—1946年间，曾两度被聘为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1950年，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。由此当知，《虞山诗约》当为张氏藏书。

此选两篇序文为何不书年号、年月？钱谦益序又保留在其《初学集》中，落款为“壬午涂月、虞山老民钱谦益序”，据此，作序时间当为明崇祯十五（1642）年十二月。钱氏《初学集》初刻于明崇祯十六（1643）年，现在所见版本系原版上挖改而成。所以不书年号、只以干支纪年。那么，《虞山诗约》是否经过挖改呢？仔细审视两篇序文最后署名，字体大小、风格、排列与序文浑然一体，无歪斜、墨污现象。故此选本应该是编选于明末，刊刻则在鼎革之后。因有所忌讳，故国号、年号、年月（干支）俱不书。冯舒《怀旧集》自序只书“太岁丁亥”，不列清朝国号年号，被常熟县令瞿四达视为把柄，并摘出冯诗之忌讳语，罗织罪名，冯死于狱中。另外，其所选诗人全部由明入清，故《虞山诗约》视为清诗总集之一是没有问题的。

《虞山诗约》所选诗人皆属常熟，并宗奉钱谦益，虞山诗派基础坚实、实至名归。此书选取冯舒、孙永祚、毛晋、冯班、钱龙跃、何云、钱龙惕、薄明、孙江、冯孝威、陆贻忠、归士琯、陆振宣、陆贻典、陈垣芳、陈玉齐16人，选诗120首。作者皆为常熟人，大部分都是钱谦益的后辈、门人，而且多为师生、父子、兄弟、姻亲。冯舒、冯伟节（后名班）兄弟，并称“海虞二冯”，冯孝威为冯舒长子。陈玉齐从冯班学诗，甚有时誉。钱龙跃、钱龙惕兄弟系钱谦益族侄。何云被钱谦益邀为家塾。陆贻典后来与毛晋结成儿女亲家。毛晋与孙永祚情同兄弟。毛晋曾与蒋桑、孙永祚、严炳同作《和白香山我年五十七》诗，毛晋生于万历二十七年己亥(1599)正月五日，因在立春前，故日者推为戊戌。有些文献定孙永祚生年为1600年，误。另外，薄明，字远之；归士琯、字朗星；陆振宣、字幼于。三人生平不详。尤桐《游虞山记》：“辛已暮春，钱子方明有临社之盟，……余与沈子石均、章子允文、汤子卿谋，卖一叶鼓行而东……方明与薄远之、归朗星、叶景如、陆幼于为琴上主。酒半，与诸子街杯酬答，赋诗相赠，极欢而罢。”薄明，当为陆薄明，如此，名、字互释。据戈炳根主编《常熟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词典》“临社”条：“清初文社名，常熟钱方明创立。成员有陆坼、汤卿谋、尤桐、吴羽三、黄蕴生、侯涵、归士琯、陆振宣、陆薄明、陆远之等。”可见薄明、归士琯、陆振宣善操琴，而常熟虞山琴派有闻于世，词典误把陆薄明、陆远之当作两人。又归庄曾作《哭陆幼于秀才》，当为陆振宣作。诗集中大量的“次韵唱和”之作表明这是一个关系密切的群体。如有八人次韵钱龙惕《闰春诗》。次韵唱和多，诗人们相互切磋、相互影响，既提高了诗艺，又促进了诗风的接近、协调，也使虞山诗派有自身鲜明的风格。总之，所选诗人都是常熟文化圈内人士，并服膺钱谦益为盟主，否则不选。如刊刻于乾隆年间的《海虞诗苑》首选钱陆灿，而此书不选。盖因钱陆灿明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贡入南雍，吴伟业时任南国子监司业，二人有师生之谊，不宜选入。《虞山诗约》没有选钱谦益的作品，其主要原因当在钱氏作为领袖或盟主。陆贻典曾在《上牧翁钱侍郎六十韵》中把钱谦益比作孔子、韩愈、贾谊、董仲舒、李白、杜甫。如“经绝编难缀”“文扶一代衰”“身名今贾董”“网罗催李杜”等。可知当有专集，而不宜厕于其间。

此选多选艳情诗、纪事诗、感怀诗，表现了以“风雅”济“西昆”、以“真情”调“绮艳”的诗学主张。“海虞二冯”是虞山诗派的中坚，倡导晚唐“温李”，诗风绮艳。冯班《同人拟西昆体诗序》：“余自束发受书，逮及壮岁，经业之暇，留心联绝。于时好事多绮纨子弟，会集之间，必有丝竹管弦，红妆夹坐，刻烛擘笺，尚于绮丽，以温、李为范式。”绮艳的诗风与晚明江南豪奢淫靡的社会风气也有关。此书所选冯班《戏题》《羽仙于归寄调戴仲》两首诗，皆写妓女，虽加隐饰，但熟习文翰者一望即知。这种诗虽有“深情”的一面，便于激发诗人的创作，多以仙事言人间，相对含蓄、婉转，风情旖旎，但庸陋者容易流于俗艳萎靡。为矫此弊，钱谦益在《虞山诗约序》强调追慕《风》《骚》，作不得不发之“真”诗。这就为虞山诗派亮出了学习旗帜。他指出：“古之为诗者，必有深情畜积于内，奇遇薄射于外”“于是乎不能不发之为诗，而其诗亦不得不工”“其不然者，不乐而笑，不哀而哭，文饰雕缋，词虽工而行之不远。”这是对司马迁“发愤著书”、欧阳修“诗穷而后工”的继承与发扬，与钱谦益屡受打击的经历也相合。因此，钱谦益追慕风骚，矫正“诗必盛唐”的复古主张。考之于《虞山诗约》所选诗人诗作，写经历坎坷、感慨悲凉者，也很可观。如冯舒的《崇祯圣人年》等三首诗，就是以自己、他人的牢狱之灾而写成。诗人们大都科场蹭蹬，止步于秀才，内心的愤激无处发泄，必为不平之鸣。如冯班诗写“白虹”“刀子”，凛然有杀气，反映了他桀骜的一面。总之，将西昆诗风加以弱化，向风雅、风骚靠拢，学李商隐之隐艳，但皆有寄托、有真情，是对风骚的活学活用。

陆氏所选诗人多兼藏书、校书、刻书、著书，学殖深厚，“才”“法”兼具，自带书卷气息。多以“学”为诗，书卷气味浓。常熟仅为一县，却在明末清初出现相当数量的优秀诗人，这和当地藏书文化发达，诗人们普遍学养深厚有深刻的关系。钱谦益、毛晋、陆贻典、何云、钱龙惕、孙江等人皆为藏书家。生平不详的陈垣芳曾刊刻《玉台新咏》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有藏。校书、注书，增长学问，而且使其诗歌创作形成了浑融的特色。如毛晋以藏书、刻书、校书出名，似乎不以诗歌为长，但《虞山诗约》选其《游绮山》，确具慧眼。诗曰：“尝行绮山下，今陟绮山巅。西风吹我衣，江天横秋烟。踞彼虎砺石，蔓草苦缠绵。昔日貔貅士，谁拜君王前。嵯峨不改色，苔駮生连钱。樵夫导前路，告我善利泉。源出乱石中，溅溅复渊渊。野花不知名，载路各争妍。采采盈一掬，使我心怡然。”诗篇有汉魏古诗、乐府格调。虽然化用《诗经》《子夜四时歌》、江淹《效阮公诗》、杜甫《秋风二首》等典故，但平易流畅，自然而不雕琢。有“学”自然有“法”。单学傅曾说：“虞山诗派钱东涧主才,冯定远主法。”其实，才亦需学，法在学中。如冯伟节（班）《桃》：“风吹露湿一枝枝，带子垂阴是后期。已许成蹊通看路，纵饶无语亦含辞。人间地薄栽难得，井上根衰蠹不持。芳蕊堪怜落堪惜，闲人不管正开时。”诗用杜牧诗、诗经、息夫人、高蟾诗、乐府诗《鸡鸣》等和桃有关的典故、诗句变化而来，结构合理、用事用典妥帖自然，确实“才”“法”兼具。

总之，《虞山诗约》作为现存最早的虞山诗派的诗学选本，不仅映了明清诗学转变的时代风气，更是虞山诗派诗学观念的集中展示。因此，此选才是宣告虞山诗派确立的重要文献，应当引起学界足够重视。

（作者：朱国伟，系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）